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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國兩制」的歷史教訓

《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 第五章：“一國兩制”的歷史教訓

辛 灝 年

一、一國之內不能兩制

我們說“一國不能兩制”，就是指“一國之內不能兩制”。並且不論是在具有先進制度的國家，還是在仍然維繫著落後制度的國家。

在擁有先進制度的國家，比如本書所討論的“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就說明，即使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了共和制度的國家，只因為他在共和制度之下維繫了南方的黑人奴役制度，便造成了美國南北兩方的對抗、分裂，直至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幾乎斷送了美國。至於近代西方殖民國家在本土和殖民地實行兩種制度，即對本土實行民主、卻對殖民地實行奴役的結果，就只能是世界範圍內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大爆發。

在仍然維繫著落後制度的國家，也同樣是“一國之內不能兩制”。十九世紀歐洲最反動落後的龐然大國――沙皇俄國，就是因為于君主帝制之下，仍然殘酷地維繫著“封建農奴制”，所以，幾代沙皇要振興專制俄國的“改革開放”，就一直舉步維艱。直到1861年俄國宮廷宣佈解放農奴，廢棄農奴制度，才使得俄國的改革開放即專制統治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一次“大發展”。當然，發展的結果，就是“腐敗和革命”這一對孿生兄弟的相繼問世，和沙皇統治的徹底滅亡。

無獨有偶的是，中共洋教專制復辟政權於決策改革開放之初，就首先廢除了共產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而人民公社制度，說到底，就是中共非人統治下的“農奴制度”。而也正因為這個非人的“共產農奴制度”終於被廢棄了，所以，中共旨在救社會主義命，其實就是救自己命的改革開放，才會在一開始就“凱歌高奏”。正在餓飯的廣大中國農民，不僅因此而開始吃飽了肚子，而且迅速地從“沒糧賣”走向了“賣糧難”。此後，中國農村的改革開放終因中共整個專制制度的不改，而再陷困境。但無論如何，農村改革開放的成果，就是廢除“共產農奴制度”的成就。

似乎還應該論及的是，在同一的社會制度之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同樣不能兩制。因為，歷史所提供的證明是﹕正是因為十八世紀的法國波旁王朝，十九世紀的俄國沙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滿清朝廷，甚至是同時期的埃及和波斯（伊朗），在他們為自救的“改革開放”中，都是實行了“一國兩制”，就是政治上頑固維護殘酷的專制制度，經濟上則企圖建立“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制度”，這才造成了他們統統從製造瘋狂腐敗而走向徹底滅亡的下場。相反，前蘇聯和東歐正是因為首先徹底地和迅速地變更了社會政治制度，結束了共產專制統治，所以，當他們克服了民主變革期的短暫“混亂和動盪”之後，因立即迅速地實行了“一國一制”，就是進步的民主制度和進步的經濟制度的“合一”，便不僅迅速地建立、鞏固和發展了民主政治，而且迅速地建立、鞏固和發展了自由經濟。從而不僅避免了於專制統治下推行經濟改革，所必然要帶來的政治悲劇，甚至讓他們國家的前專制統治政黨共產黨，也能夠得以活命、變性，然後作為一個“民主政黨”存活了下來。也就是說，共產專制制度滅亡了，但共產黨卻被改變成了民主政黨，依然在社會上獲得了一席之地。至於中共統治集團今天正在走著的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滿清慈禧的“老路”，蓋因“殷鑒不遠，在夏桀之後”，其命運早已昭彰於世。

上述一切都無非證明，自由經濟制度或曰市場經濟制度，是自由民主之社會制度的一個部分，它只能與民主制度“合一”，卻不能與專制制度“並存”。如果誰一定要在專制制度之內，並行自由的經濟制度，就只能將自由經濟變性，即變成為“專制改良型經濟”（請參閱本書作者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下卷第七章第二節，1999年美國第一版）。其結果，便統統只會產生一個可怕的怪胎，這個怪胎，就是“腐敗的迅速發展和歧生歧長”。而腐敗，不過是專制統治滅亡的“歡樂序曲”罷了。

二、一國只能一制，兩制便成兩國

一個明顯不過的事實是，“一國只能一制，兩制便成兩國”。二戰結束時，德國的東、西兩個部份，由於“被選擇”了不同的社會制度，而使一個德國變成了兩個德國。一個是共產德國，另一個是民主德國。也就是說，同一個德國，由於東邊實行共產專制制度，西邊實行民主共和制度，因而，一個國家便分裂成了兩個國家。1991年東德的共產制度垮了，共產德國也就垮了。垮了的東德，由於走向了民主，所以德國就統一了，統一在“一個制度即民主制度”之下，所謂“民主統一”。

相反的是，原來的越南也是一個“被分裂”的國家。原因與德國一樣，北方接受了共產制度，南方正在走向民主制度。然而，由於共產制度的北越打敗了正在走向民主制度的南越，統一了整個越南，所以，越南從此“一制”了，越南也就“統一”了，但卻統一在共產專制制度之下，所謂“專制一統”。於是，大量的越南人不計生死地漂洋過海，逃亡到了海外。因為共產一制之下的越南，人民沒有了活路。如今，共產制度一統的越南，終於也開始學習中共，搞起改革開放以自救，前途如何，我們當然可以拭目以待。

今天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南韓和北韓。因為它現在已經成了當今“一國不能兩制、兩制必然兩國”的第二個典型國家。眾所周知，一個朝鮮，只因南北兩邊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所以，分裂已經六十餘年，其中所造成的人間痛苦甚至是互相仇殺已不必說。至今還在生死相對，冷眼相視。什麼時候，朝鮮能夠重新統一，唯有等待北韓共產專制制度的滅亡。倘能如此，朝鮮才能“一國一制”，“一國良制”，也才能“民主統一”。如果結局相反，就是南韓人民和整個朝鮮民族的大不幸。相信歷史不至於跟韓國人民再開這樣一過於痛苦的政治玩笑。

那麼，今天“一國不能兩制、兩制必然兩國”的第一個典型國家是誰呢？當然就是本書作者的祖國――中國。我們中國與昔日的東德、北越和今日的北韓一樣，都是因為前蘇聯要在別人的國土上策劃、挑動、領導和指揮了“共產革命”，所以，中共在國家民族遭受日本長期瘋狂侵略的危難之際，“發展壯大”並終於“革命”成功，不僅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建立了共產專制制度，重建了專制制度，實行了“教政合一”的洋教統治，而且製造了現代中國的分裂。從此，中國不僅分裂出了兩個制度，而且分裂成了兩個國家――即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及其堅持“走向共和”並已經“走向了共和”的憲政制度，和盤踞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史無前例的殘暴“洋教專制復辟統治”。六十年來，前三十年，中共天天高喊要解放臺灣，企圖實現統一，也就是實現共產制度下的統一。後三十年，中共則在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的歲月裡，對臺灣大搞統戰和分裂，其目的，也還是想在“專制大陸能夠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之下，儘量用和平的方法，最終消滅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徹底顛覆臺灣已經成功建立的民主制度，實現他夢寐以求的“專制一統”。如能“美夢成真”，那就真的是“穩定終於能夠壓倒一切了”。

至於中國臺灣目前為自保而提出的那個莫須有的“九二共識”即“一中各表”，就更是能夠將“一國不能兩制、兩制便成兩國”的道理，下了很小心卻很精彩的註腳。這個註腳就是﹕“所謂一中各表，就是各表一國；所謂各表一國，就是兩個中國。”說到底，還是“兩制造成了兩國，兩國實行的是兩制”。再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中共要專制，臺灣要民主”；“中共要專制一統，臺灣便要走出中國”。不論是民進黨“不要中華民國國號和國統的明獨”即所謂“法理台獨”，還是臺灣國民黨新政府“要中華民國國號和國統的暗獨”即“事實台獨”，總之都是分裂和獨立。究其實，不過是一個要立一個“新牌坊”——“臺灣共和國”，一個乾脆就拿“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當作“舊牌坊”，就是披著“中華民國的外衣”罷了。最近，世界衛生組織在內部檔中，將中華民國臺灣說成是“中國的臺灣省”，引起臺灣社會軒然大波。民進黨藉此強烈批判國民黨新政府投共，將臺灣矮化成了中國的一個省。然而，國民黨新政府卻絲毫沒有勇氣來表明，臺灣就是“中國的一個省”，但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因為，國民黨新政府口口聲聲在宣揚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就是要表明，兩岸各表一個中國，你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叫中華民國。所以，臺灣就是“中華民國即中國的一個省”！如果國民黨新政府繼續不敢端出中華民國來詮釋“中國臺灣省就是中華民國的臺灣省”這樣一個政治概念，我們只能說，“沒有九二共識，只有中台各表”了！當然，說到底，連眼下的國民黨新政府真正要的，也是“臺灣國”，而不是“中華民國”，李登輝當年廢省的目標即在於此。這個至今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無非證明，在臺灣，一家屬“顯性台獨”、一家是“隱性台獨”罷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國民黨新政府執政三年來，在臺灣，贊成統一的，居然跌落到了只有百分之七點一；而未來即使條件合適也不贊成統一的，竟然高達百分之六十七點八，比民進黨執政期間竟然翻了幾倍（陳世耀：“華人的身份認同歧異”。美國世界日報週刊，2011年2月6日）。

當然，很令人不解的，還是今日美國對中國兩岸關係的立場和態度。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擁有著血的歷史教訓，因而最能夠深切體會到不能“一國兩制”、只能“一國一制”的，便是美國。但是，今日美國，卻在中國的臺灣問題上，賣力地維繫著當今“中國的兩制兩國”。美國對臺灣的總體謀略，就是“支持台獨，不給台獨”。再說白了，就是“反對明獨，支持暗獨”。這才是美國政府要羞辱和拋棄民進黨政府的原因，也才是他今日要表揚和支持國民黨新政府的原因。因為前者追求陳水扁的“法理台獨”，就是明獨，也就是要“立牌坊”的台獨；而後者則是實行李燈輝無奈之下的“事實台獨”，也就是要“不立牌坊”的台獨，即“暗獨”。但歸根結蒂，都是要維繫和發展“兩國兩制”。最近，美國前駐臺灣代表公開“放言”兩個中國的理論，因口誤而說出所謂“兩岸和平統一”的話，美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予以糾正，明稱美國歷來都希望“兩岸是和平解決，而不是和平統一”。有心人一聽至此，就能明白，美國不就是要兩岸“統一也要和平解決、獨立也要和平解決”嗎？就是這一邊獨立建國了，那一邊也不准打嗎？這不是將兩岸當成兩國，又是什麼？

美國政府的如此做法，其心態，固然可以理解――就是美國利益第一；但是，其後果，卻令人堪憂――因為結果，便是一場免不了的內戰。並且就算是中共垮了，它仍然可能發生。這總該是一方面宣稱要維護台海和平，一方面又要如此維繫“一個中國之兩國兩制”的美國，所不願見到的吧。

當然會有人說，今日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就是“一國兩制”，而不是“兩制兩國”。這個問題，我雖然會在另外一部著述中詳加論述，但在這裡，我也可以稍稍提及的是，“香港是帶著制度回歸的”。什麼制度？就是現代殖民統治之下“有自由、無民主”的社會制度。中共為了“包容”給別人看，特別是為了不傷及“壓倒一切的穩定”，所以便決定“暫且”不將他“一制”起來，如是他才會宣稱﹕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並且“五十年不變”。然而，這恰恰反映了共產黨的哲學觀，就是“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就是說，就算我讓你“兩制”五十年不變，最後我還是要把你變回到我的“一制”裡面來。

其實，香港又焉能夠等到五十年才會變？因為，一九八六年，中共就已經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擁有86,000人的地下黨組織，並且分行業建立了地下党的領導機構。這當然就是為了香港的“變”。因為，事實上香港回歸“實行兩制”五年未到，就已經變得很多了。這是明眼人、非明眼人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實。昔日英國殖民統治之下，香港人雖無民主，但確有自由；今日香港回歸之後，在“自家主子的兩制統治”下，豈但是依然沒有民主，甚至沒有了民主的希望，便是連自由也越來越少，只有形形色色專制的奴才越來越多了而已。這才是香港尚未全部暴露出來的“一國兩制”的真相。這個道理，這個正在發展著的事實，還是說明了“一國不能兩制，兩制便是兩國”的正確。近期香港有人要求獨立的聲音已經愈來愈“清晰”了起來，大約也就是這個道理的一部分表現吧。中共的著名先人李大釗就說過一句話﹕“民主和專制不並存”。其實“自由和專制又何能並存”呢？

三、歷史發展不容一國兩制

——論：作為“歷史殘局”的一國兩制

如果說，歷史確能夠證明“一國不能兩制，兩制便成兩國”，但是，歷史似乎也能夠證明，在人類國家和制度的發展上，確實又存在過“一國之內實行兩制”的情形，甚至並非少見。這又如何解釋呢？特別是“君主封建制度”，就是在“君主制度之內”，“實行封侯建國”。這個在上古亞洲和中古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曾建立過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國兩制”。也許在他被建立的時候，他是有益的，或是無可奈何的。但無論如何，他從建立之始，就留下了分裂和內戰的隱患，然後又必然地要走上“廢封建、置君縣”的單一君主制度，就像我們的秦始皇和文藝復興前後的一些歐州國家一樣。

然而，問題還不在這裡。雖然，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說，它的出現就是不合理的，但是，更麻煩的，卻是這種“一國兩制”所必然要遺留下來的“歷史殘局 ”。

先說古代中國

第一、正是封建制度的歷史殘局，才造成了秦王朝的“兩制之爭”。   

現在我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說，中國是世界上反封建最早的國家，秦始皇則是世界反封建歷史上的“第一人”，或稱“第一帝”。因為，大家雖然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都罵秦始皇是一個殘暴的皇帝，但是，大多數人卻並不明白造成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直接原因，就是因為他要堅持“反封建”，用他的話和他的行為來說，就是“廢封建、置郡縣”。筆者2005年曾在英國牛津的一次講演中說道﹕

“秦始皇在兩千二百年前，就廢除了封建，統一了中國；用四百六十顆反動貴族儒生的腦袋，保住了中國從封建貴族政治轉向君主平民政治的歷史性進步。雖然殺人就是暴政，坑儒更是罪行，燒書不用說便是愚昧和愚蠢，但是，倘使我們能回首兩千兩百年前的時空，然後再想一想，中國的反封建是不是全世界最早的？中國的反封建是不是相當地堅決和徹底的？那也是一場革命啊，而且是決心掃除和結束封建制度的革命啊！”

我所說的“所謂四百六十位反動貴族儒生”，就是指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前六國舊貴族的“封建復辟派”。他們在秦始皇滅了六國之後，被秦始皇請到首都咸陽做學問，傳詩書。秦始皇甚至年年春秋兩季都要宴請他們，並聽取他們對朝政的批評。但他們，卻一心要“復辟封建制度，反對郡縣制度；復辟封建貴族政治，反對君主平民政治”。直至第八年，因秦政不穩，秦始皇才在宰相李斯的建議下，將他們坑了，並下令將那些有助於復辟封建制度的“詩書”燒掉。這就是所謂焚書坑儒的由來。

然而，它卻為秦王朝的“兩制之爭”所造成。其結果，就是強勢的秦始皇用殘暴的方法戰勝了舊貴族儒生們的封建復辟要求，才使得秦王朝沒有出現“一國兩制”，更避免了復辟封建制度的危險。“一國兩制作為歷史遺留的殘局”，蓋因秦始皇的殘暴和絕不讓步，才伴隨著四百六十位儒生的生命悲歌，喧囂地隱退在歷史的帷幕之下。

第二、正是封建制度的歷史殘局，才造成了大漢之初的“兩制之戰”。   

六國舊貴族儒生的封建復辟夢想，在秦王朝滅亡之時和之後，甚至在一個不算太短的時間裡，竟然得到了局部的實現，即實現了“一國兩制”，亦即“封建制和君主制共存”，從而給我國歷史上強大的大漢王朝，在其立國之初，製造了混亂、戰亂，帶來了很大的社會痛苦。亦如我在上述的講演中所說﹕

“……此後，大漢朝取代了大秦朝。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伊始，為了維護剛剛建立的統治，一方面繼承了秦皇朝的郡縣制，一方面也對劉家子弟和異姓功臣進行了暫時的分封，即短暫的‘封侯建國’。可是，自秦始皇于西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廢封建，置郡縣，從封建貴族政治走向君主平民政治，一直到漢武帝最後用 《推恩令》的辦法，就是‘強迫各封國層層分封’，果斷解決封建的殘餘制度，徹底結束‘一國兩制’，其間九十三年，曾一再地出現過‘要封建和反封建’的長期較量，反復較量和殘酷較量。其中，眾多異性王國對大漢朝的反叛固然與此息息相關，更多的則是劉氏同姓王國，都曾為了‘捍衛’自身的封建貴族權利，而一再地製造種種政治陰謀，掀起形形色色反對中央朝廷和反對國家統一的背叛行動，直至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其中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的‘七王之亂’，和發生在漢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劉安的反叛陰謀，以及他們為發動武裝叛亂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與北方匈奴相勾結的賣國勾當，險些動搖了大漢的國本，顛覆了大漢所繼承的大秦‘郡縣制’，即‘君主平民政治’。

“但是，較之封建貴族政治相對進步的君主平民政治，還是在前後長達百年的奮鬥中，在大漢開國初期幾位開明有為的君主們堅持之下，由於一些先進政治家諸如賈誼、晁錯的智慧和獻策，而終於成功在一代雄主——漢武大帝的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也終於壽終正寢。其後，即便封建社會的種種殘餘思想、殘餘形式和殘餘內容，還會在前進的時代裡，時而會沉渣泛起，但是，‘封而不建’既已成為政治的規矩，‘統而不分’也已成為歷史的追求。世襲的皇室各等貴族，頂多也只能是錦衣玉食，卻再也不能夠‘割據稱國、復辟封建’了。即便有，也只能是轉瞬即亡，比如西晉。”

作為歷史遺留之殘局的“一國兩制”，終於在中國的歷史上壽終正寢。直到歐洲的那個“幽靈”――馬克思主義，帶著共產革命的血腥氣味，遊蕩到了中國之後，它才借屍還魂在我們的中華大地之上。

次說美國

美國獨立建國以後之所以遭遇到了“一國兩制”的難題，並因為這一難題，最終造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殘酷內戰，幾乎葬送了美國，其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北美殖民地留下了一個南方奴役制度的殘局”。因為它是從北美洲的“一地兩制”而來。因為，在北美這塊處女地上，沒有封建、沒有國王、沒有君主帝制，有的，就是一個因殖民統治和買進奴隸而出現的“一地兩制”。對此，本書在前面的敘述中，已經作了詳盡的說明。

再說歐日

應該說，歐洲君主制度所留下來的歷史殘局，就是“君主立憲”及其“政治過程”。眾所周知的是，人類在近代發生了對君主制度的革命，它首先爆發在歐洲。就是在一些有君主專制歷史的國家裡，發生了“推倒專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這些革命，有的，雖然直接地推倒了君主制度，甚至將君主本人送上了斷頭臺；有的，卻拜“革命之所賜”，因君主和人民互相各讓一步，而走向了“君主立憲”的道路，直至從“有君共和”走向了“虛君共和”，即﹕有君主卻無君主制，君主在位而無權。當然，這個從有君主而走向無君主，從“君主在位有權”走向“君主在位而無權”的過程，就恰恰是一個不得已而實行“一國兩制”的過程。這個兩制，就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並存，當然是君主制留下的歷史殘局。這個過程，就是共和制對君主制的日漸取代，直至君主製作為落後的政治制度已然被消滅，共和製作為先進的政治制度已經實現，雖然君主的位置可以保留。這自然還是一種歷史殘局。只是在這一殘局中，君主制已經不成其社會政治制度了而已。大家所熟知的英國，就是世界上第一個走向君主立憲和虛君共和的國家。其後，歐洲的其他一些國家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東方的日本都走上了這一條道路。只不過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走的是“實君共和”的道路，直至那位“實君”發動了帝國的對外戰爭，並終於失敗，日本才在勝利者的刺刀之下，轉向了“虛君共和”。

最後說東亞

歷史的事實是，歐洲曾經一度或數度復辟成功的英國斯圖亞特王朝、法國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一、第二拿破崙帝國，以及其他一些在一定時期內實現過“王政復辟”的國家，諸如西班牙、葡萄牙等等，蓋因實現了全國性的復辟，所以只重新地出現了“專制一制”，而沒有出現專制與共和之“兩制”的共存局面。雖然，她們的專制復辟都最終地敗給了人民的民主奮鬥，共和制度因此而獲得了最終的勝利。

但在歐洲民主革命進程中，卻出現了一股“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思潮及共產革命勢力。這個思潮和勢力，雖然在前蘇聯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造成“一國兩制”的局面，而是“專制一統”，卻在德國造成了“因國家被分裂而成兩國兩制”的狀況。這當然是“二戰”和“共產”共同釀成的一顆苦果。這顆苦果，便是共產專制的東德。然而，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尤其是在中國，卻造成了嚴重的和漫長的“一國兩制”，猶如德國一樣，都是“一個國家竟成兩國兩制”。

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革命與復辟》中，曾寫道﹕

“……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祇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史達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 ――君王重定，王朝複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複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党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義之所在。”

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專制復辟的“本意”，才告訴我們，在東亞部份國家人民因受“歐風美雨”之影響，而“走向共和”的艱難進程中，任何一種旗號下的專制制度的復辟，以及由這一復辟所造成的“一國兩制”的局面，或“一個國家被分裂成兩國而造成兩制”的痛苦狀況，雖然都是已經被推翻的東亞君主制度為歷史所留下的一番“殘局”，卻與德國及東歐一樣，在二戰之後，又被前蘇聯的共產沙皇抹上了濃重的“血影”。所以，正是由於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才造成了中國、朝鮮、越南等東亞大小國家，均出現了“一國兩制”。一個制度，就是復辟了專制的共產制度；一個制度，就是初創的共和制度――人民民主追求的最初成果。朝鮮因戰後的分裂，而形成“兩制兩國”；越南因共產革命的血腥勝利，又從“兩國兩制”歸為“專制一制”。已歷經了六十年分裂的中國，至今仍然分治在“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和“專制復辟的馬列中國”之兩面國旗下。至於被中共正在實行著所謂“一國兩制”的香港，如果她不是回歸在共產專制復辟的中國，而是回到了已經“走向共和”的大中華民國，她還會在就要捲土重來的專制重壓中，痛苦地喘息起來嗎？

四、理應追求進步制度的統一

——兼述“追求民主統一，不要專制一統”

惟有一制，才有真統一 ―― 一個簡單的結論

在我們已經論證了一國不能兩制，兩制就是兩國，歷史不容一國兩制，特別是一國兩制不過是歷史所遺留的一種殘局，一國兩制只能造成歷史的長期、巨大混亂之後，我們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唯有一國一制，才有國家的真統一。”其原因，無非是制度完整，國家才能完整――否則就會造成國家分裂；反之，國家完整，制度就一定要完整――否則只會造成內亂甚至混戰。顯然，前者是基礎，後者是結果。所以，一國兩制的統一，不可能是真統一；唯有一國一制的統一，才可能是真統一。所以，民主制度下的統一，就是“民主統一”；專制制度下的統一，就是 “專制一統”。   

要進步的統一，不要倒退的統一

由上述可知，一個國家要統一，就理應追求進步的統一。而所謂進步的統一，就是指“進步制度下的國家統一”。這才是“國之常情”。因為統一不一定就是進步。古代中國大秦王朝和大漢王朝的統一就是進步的統一，因為他廢棄了君主和人民所“共棄”的“封建貴族政治”即封建制，而代之以相對進步的“君主平民政治”。近代歐洲東西兩德的統一，就是進步的統一，因為他推倒了復辟專制的共產制度，使整個的德國在進步的民主制度下統一起來了。曾屹立在血影下的柏林民主牆，就應該是那個血腥共產制度和進步民主制度之最好的歷史分際。相反，越南的統一，就不是進步的統一，因為是反動黑暗的越南北方共產制度“統一”了南方，廢棄了南方的自由制度。如前所述，由此才逼迫著無數南方人民甘願冒死遠泅重洋以“求生、求命、求自由”。同樣的是，如果越南的統一悲劇也在朝鮮上演，不是由民主的南韓統一北韓，而是殘暴血腥的北韓統一了南韓，如此的統一，只能使整個大韓民族走向無邊的痛苦。而對於今日居然能夠“隔海猶唱共黨好”的臺灣媚共政黨和形形色色親共勢力而言，大概也只有讓共產黨“解放”了臺灣，他們大概才會“大夢醒時肝腸斷”了。

人類發展的歷史，確實已經一再地提供了兩大歷史經驗。這兩大歷史經驗就是﹕在專制制度的大歷史框架內，君主制廢棄封建制即廢棄封建貴族政治，實行君主平民政治，相對而言，就是進步制度取代落後制度，從而使國家獲得了相對的進步統一。

在近現代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長期反復較量中，民主制度取代專制制度，就更是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一個歷史性的大進步。因而，在這一大歷史時期內，一個國家對統一的追求，自然就應該是對民主統一的追求，而不是希望倒退至“專制一統”。所以應該明確地“追求民主統一、反對專制一統”。

近代世界民主政治的實踐告訴我們，民主制度確實是大大地好於任何形式和內容的專制制度。雖然它並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

因為，民主制度基於平等、自由的原則，追求民權的實現，顯示了人道的力量。美國因追求平等自由而獨立建國，又因為追求自由平等而解放了黑奴、消滅了南方的奴隸制；歐洲因追求自由、平等、博愛而點燃起“人道的烽火”，與落後的專制制度和一再的王政復辟一次又一次地進行了光榮的決戰；中國人民雖因“歐風美雨”而有了自由民主的覺醒，卻更因求富求強和求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故而高舉起“民族民權民生”的大旗，燃起了國民革命的火炬，不僅一舉推翻滿清，而且結束了兩千年的君主帝制。雖然成功之後又陷入了“共產專制復辟”的血腥泥澇之中，輾轉奮鬥至今……

此外，民主制度有助於消滅種族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矛盾 ――林肯高舉民權主義大旗的成功，就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專制自然相反。因為，哪裡有專制，哪裡就必有對種族或民族的壓迫存在，如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對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深重壓迫和殘酷鎮壓——當然包括漢民族在內，而且首當其衝。

民主制度還有利於化解國內各類集團、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對抗，化解人民和政府之間可能出現的緊張關係。專制恰恰相反，因為專制只會為維護層層統治集團的權力、利益，甚至僅僅是為了苟延其統治，而對其他社會集團、社會階層，特別是無助的普通人民，構罪陷害，大加韃伐，甚至是殘暴鎮壓。今天，中共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對大陸普通民眾動輒便“坦克車、機關槍、權錢勾結的暴發戶、甚至是黑社會流氓”——“四位一體”地任意蹂躪甚至殺害無處申冤或沒有生路的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和被“圈地、撤遷”的受害者們。而中共的所有理由都是那一句話，就是專制的統治必須“穩定壓倒一切”。

民主制度甚至有助於消減地區之間的隔閡與差異。林肯民權主義的勝利、國家民主統一的實現，乃極為迅速地在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是文化上，消彌了南方和北方的許多差別，從而迅速地使美國變得真正地強大了起來。德國的民主統一，雖是民主的西德統一了專制的東德，但是，統一之後，東西德原來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在短短的數年間，就得到了相當的彌平。如果說東德人民終於迅速地從經濟困境中解脫了出來，毋寧說，東德人民終於享受到了他們曾犧牲了無數追求自由的性命都不曾得到的民主。東德的一個普通女人終於在民主大選中登上了統一國家的總理大位，這是在前蘇聯卵翼之下痛苦喘息的東德全體人民所不敢、也不能想像的。

似乎還應該一說的是，一國之內，要以進步制度取代落後制度，正是進步地區的責任所在。因為，一國之內，落後制度地區會造成進步制度地區的危險和危機，中共的一千多顆飛彈，就是對臺灣進步民主制度的巨大威脅。同樣，一國之內，進步制度地區也會激發落後制度地區人民的進步追求。雖然臺灣寡廉鮮恥的親共政黨正在使痛苦喘息在中共專制統制下的大陸人民“因愛而生恨”，但臺灣已經建立、鞏固和發展的民主制度、政黨輪替和人民的真自由，還是讓夢想著民主自由的大陸人民時時感到心醉……

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就是為了“保護落後制度，維繫專制統治”，而絕不是為了中國能夠走上“進步的民主統一”。說到底，還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實現中共夢寐以求的“專制一統 ”。而當前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對臺灣所使用的“革命兩手”，即一邊不放棄武力威脅，一邊卻採取分化瓦解，亦無非是要從根本上顛覆臺灣的民主制度，以便它繼續苟延專制復辟統治而已。一些美國華裔教授，此時此刻仍然在海外大肆吹捧甚至歌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真是偉大”，無非是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們，已經成了這些早已換了心肝者的所謂“面子”罷了。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裡子”裡面的痛苦，又與共產黨的這些海外“華裔被統戰貴族們”何干？

但是，對於在中共專制“惡制”下，已經痛苦地輾轉反側了一個甲子的十數億中國大陸人民來說，只要中共的洋教專制復辟統治一天還沒有滅亡，中國一天不能實現民主，人民就只能是“苦海無邊”。

對於“無奈的香港，危險的臺灣”來說，一言以蔽之，唯有中國走上“民主統一”，而不是“專制一統”，臺灣才能保住民主，走向自由；香港才能保住自由，走向民主。對此，香港大多數人民似乎時時未忘，臺灣卻有許多黨魁政客，還有為數不少的糊塗蟲，卻已經在中共的“紅地壇”上，或杯光酒影間，暈頭轉向了。

編後：辛灝年新著《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辛亥百年系列之四，已經由美國藍天出版社和香港夏斐爾出版有限公司分別出版。

來源: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39/page004_OneCountryCouldNotBeTwo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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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從林肯民權主義到孫文三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