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正常人，在一般的狀態下，其實是很不喜歡生活在處處都是恐怖的這種威脅下的，這是正常人。所以正常大家都是在被動的情況下接受到恐怖的威脅。而一個人，從原本被動的接受恐怖威脅，到主動的幫忙「製造恐怖」，這樣的一個心理狀態，在國外的學者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稱呼這種忘記自己健康時狀態的精神症狀。
『
開場：家中
分鏡頭：
1 男子A走進房裏
2 男子B：
上回，我給你推薦了郭沫若，郭老作為研究物件，怎麼樣我看你最近沒動靜了。
3 男子A：
爸，還說呢，我越查資料越不對勁兒，那郭沫若早年還算才華橫溢，到後期簡直就是共產黨的御用文人。
4 男子B：
亂講！甚麼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著共產黨的，有甚麼不好？現在過得不是廷好的嗎？
5 男子A：
爸，你忘了，共產黨當年怎麼折騰您的了？光牛棚就住了三年多，餓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後來又當反革命又關兩年多。
6 男子B：
哎，你還真別說，從獄裏出來以後啊，我還真的感激共產黨啊，我黨偉大就偉大在，它每次犯錯誤它都能自己改正錯誤，勇於承認錯誤，再說呢，你媽打你打錯了，你還能跟你媽計較嗎？
哼。』
---第六集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http://sa021246.pixnet.net/blog/post/33070723
『 （3）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三男一女四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後，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欲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並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這種精神病症後來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於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機制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共比較成規模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開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干、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裡，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著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作家劉白羽回憶道，他經過審干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所謂「平實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忘記了自己健康時的狀態。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恩威並施，拉一派、打一派，每個黨員都希望自己被「黨」信任，被「黨」當成自己人而不是敵人、「鬥爭的依賴對像」而不是打擊對象。
中共的另一個慣用伎倆是「進十步，退一步」，每次運動之後都聲稱「擴大化了」，於是開始「甄別」、「改正」、「平反」，在運動中沒有僥倖過關的人往往寄希望於平反，面對突然而來的一點兒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寵若驚，為此對「組織」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金」，在1949年以後的文壇上風光一時。這位 1932年加入中共、被「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軟禁過三年的丁玲，被她無限忠於的「黨」流放、監禁二十年，其間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黨不愛她她愛黨」，「平反」後，再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她說自己仍然「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衝向戰場」。1984年、去世兩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二年來，我得到許多溫暖、榮譽、幸福，也得到過啟發，使我更貼近黨，更理解人民，更加強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彼時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 囚籠裡度過，目睹了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和殘酷無情，仍然「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衝向戰場」，不能不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那些經歷過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目睹了中共的專制機器「橫掃」、「搗毀」、「砸爛」、「打碎」的野蠻力量，被中共嚇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裏也不敢大聲說話、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義的「反動讀物」的可憐的中國同胞，當他們說出或者哼唱出「爹親娘親沒有黨親」、「黨啊，親愛的媽媽」、「我把黨來比母親」的時候，我們聽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扭曲心靈的呻吟。
上面分析的三種情況——受中共矇騙、執著自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都能使人「自發」地喊出中共讓他們喊的口號。此外，今天數量更多的人經過中共長期訓練，能毫不費力地拿出兩副面孔，換上兩種腔調。他們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調用來應付中共官員、會議表態和思想匯報，另一副留給茶餘飯後和家人朋友之間。前幾年大陸流行的順口溜，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心態：「多吃菜，少喝酒，聽老婆的話，跟黨走。」為什麼聽老婆的話呢？因為人們心裡都知道，親人（朋友）的關心是真心的；「黨」雖然號稱「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卻從來沒關心過人的死活，可不表態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幾句口號，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謂「認認真真走過場」。』
---摘自:
http://sa021246.pixnet.net/blog/post/32167733
嘴裡「美帝」、「美帝」不停地說，你想暗示什麼?
『 一男子A：
坐在家中
一女子B：
開門而進：怎麼樣論文卡殼兒了吧。要不你先說吧，我幫你參謀參謀。
男子A：
要不我念兩句你聽聽。
女子B：
行。
男子A：
（打開手裏的資料夾）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
遍文革卷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
打倒劉和林
女子B：
你念這幹嘛呀，你論文不是研究郭沫若嗎？
人家可是文化名人，你得寫他呀。
男子A：
哎這就是郭沫若他老人家寫的呀。
女子B：
啊！
我以為是文革大字報呢。
男子A：
絕的還在後頭呢，人家郭老在文革後又寫的詩，你聽一聽啊。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女子B：
喲看來你這論文還真不好寫啊。
=================================================================
方菲：
喲這真的是郭沫若寫的嗎？
我也覺得奇怪。
楊景端：
其實這詩還真是郭沫若寫的，因為郭若沫這個人啊我覺得是非常有探討的價值，因為他這個人的變化反映了中國在這幾十年來怎麼樣把一個文化名人變成一個文化的政客，最後成為製造党文化的一個工具，我覺得這些在郭若沫身上都有反映。
方菲：
喔怎麼說，你能不能詳細的剖析一下。
楊景端：
因為郭沫若這個人，其實你仔細看一下，大概是在1921年的時候就發表學說，那麼後來他又出了一個詩集叫“女神”，其中呢“鳳凰涅盤”非常有名，在這之後呢他又寫過很多歷史劇，象王昭君啊，卓文君啊以及以後寫過很多歷史的新劇，這個人應該說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文化人物。金然啊你的嗓子好，你讀讀他的女神看看還是不是有那麼 一點味道。
金然：
那好那我把鳳凰涅盤的詩句讀幾句喔：
除夕將近的空中，
飛來飛去的一對鳳凰，
唱著哀哀的歌聲飛去，
銜著枝枝的香木飛來，
飛來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陰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風凜冽的冰天。
。。。
方菲：
哇金然你剛開始讀的時候我對你肅然起敬，呵呵。
我是覺得這個詩寫的和剛開始的那個打油詩好像是兩個人寫的，那我覺得這種詩的風格上這麼大的變 化，是不是人也很大的變化。
楊景端：
沒錯，郭沫若這個人他在過去幾十年變化是非常的大，早期他是一個歷史學家、文學家、劇作家、詩人是吧，到後期呢他就變成一個政客，他也帶有很多很多頭銜，另外最重要的是呢他以後再寫東西是已經不再是寫的山水啊歷史啊文學啊，他寫的都是政治，每一次政治運動後呢他都有一個有名首詩出來，這個詩呢很多都是像我們剛剛聽到的打油詩。
金然：
那我就覺得奇怪，像郭沫若這樣的人他在以前就已經很成名了，在社會上已經很有地位了，這樣一個人他怎麼就會把他變成這樣，共產黨它做了些甚麼呢。
楊景端：
我覺得首先郭沫若本身的因素，因為很多當時的文學青年啊包括一些有名的文人啊，他們都還是有一些理想。他們希望中國社會應該是民主啊自由啊繁榮啊這樣的一個社會，在當時共產黨都是打著一些個旗號的，說得很 好聽，這代表著自由啊民主啊。
你要看看49年新華社的社論啊那跟現在的民運人士的聲明是一樣的，所以它當時很吸引這些年輕人，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包括郭沫若在內啊他都是抱著這樣的理想加入共產黨的行列，所以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我覺得他們還是有一些名利之心吧，這也難免人人都是在名利面前也是比較弱的，所以共產党對他們來說是許以名利，所以郭沫若你看他後來頭銜是非常多的，中國科學院的院長，這中國科學院當時社會科學院和自然科學院沒分的，合併的。
他一個人當院長，又是中國科技大學的校長，後來又是當時的政務院的副總理，主管文化的科學的，那麼他後來當到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政協的副主席等等等等。
方菲：
他有這麼多名頭?
楊景端：
所以他頭上的光環非常多的，所以到那個時候說實在的他從一個文化的名人就變成我剛才說的文化的政客，到這個時候他的功能完全變了，所以到那個時候他寫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宣傳党、宣傳領袖、宣傳党的政策，所以這時候他就變成了這樣一個工具了嘛。
方菲：
他會是心甘情願的嗎？還是我想可能其中有很多的被動啊鬥爭的因素在裏面。
楊景端：
一點沒錯，可是他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不管他當初是甚麼樣的動機啊、抱著理想啊、奮鬥的目標啊加入的共產黨的行列，是吧！
投身到他認為是正確的轟轟烈烈的一個事業當中去，那他後來發現他已經身不由己了，他已經沒有甚麼選擇了，所以到這個時候呢我覺得他的內心也應該是比較複雜的。
方菲：
而且我聽說、我看資料，他說郭沫若有的兩個兒子，在文革中一個自殺，一個是被殺，還有他太太也是自殺。
楊景端：
自殺，對。
方菲：
那我覺得我自己有個問題，就是像他這樣的人喔，不管你說他工具也好，但是他在共產黨的體制裏面是有一定的層次地位，他為甚麼還會遭遇很悲慘的事情，而且經過這些遭遇之後他又是怎麼想的呢？
楊景端：
其實我想這個問題對他本人來講他可能也很困惑的問題，你提這個問題他本人可能都很困惑，因為在他看來他表面上看他好像是他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事業的一部份，他其實只不過是共產黨利用的一個工具，所以他並不能夠保障自己的命運，或者是保障他家人的命運，你比如說他自己我覺得很多情況下呢，他都處在一個恐懼當中。
這個文革早期的時候，他看這個方向不對了，他馬上就主動提出要焚書，要把他過去寫的東西全部燒掉，他認為這些東西是一錢不值的，都不頂一個毛澤東思想，所以呢這個時候他提出這個。
第二呢他提出要辭去這個科學院院長這個職位，他說他的思想很落後，如果一直擔任這個職位會影響人民的視野，所以呢他看到這些東西以後他很害怕，實際上在我看他是一個保護自己的以退為進的一個方法，當時它還引起不少轟動。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郭沫若的作品，因為他早期曾留學日本，所以日本人打聽啊說甚麼郭沫若怎麼要燒他的書呀，這怎麼能行啊！
中國是不是發生甚麼事情啦，所以當時他為這個事情還要出去為共產黨辯護嘛，不能說中國搞革命了，我的書都得燒，他就做一些辯解，所以當時他搞了小小的風波呢。
金然：
那麼在我看來啊如果走到這個階段，他這個人基本上是党文化的創造者，本身呢也是個受害者。
楊景端：
是這樣的，因為我覺得他這個社會上評論他的時候，有的是一味的褒、有的是一味的貶，但是郭沫若這個人事實上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一點，他有很多很人性的一面，那麼他這個兒子自殺以後啊，他是很痛苦的，他就用毛筆手抄他兒子的日記，八大本啊。
也可以想像他那種內心的心態是甚麼樣子的，因為在這些日記當中呢，他的兒子一方面感到很困惑，不理解當時為甚麼搞成這麼殘酷的政治運動，但是一方面呢他又對這個共產黨、對毛澤東啊有一種好像無限的忠誠和熱愛，這一點在郭沫若身上也是有的，他過去寫的吹捧毛澤東的詩把毛澤東比說另外一個太陽嘛，都是有這樣的心態，所以我覺得他內心也非常痛苦，但是在這裏面我覺得除了感到悲傷痛苦之外，他也感到無奈，所以我就看到他寫的那些詩啊，歌頌江青同志啊，歌頌毛澤東啊，還有歌頌甚麼畝產萬斤啊這些詩啊，有的時候我想啊這郭沫若這麼有文才的一個人，他稍微注意一下他也不至於寫得像那個小學生一樣的打油詩啊，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懷疑啊，懷疑他也是一種消極的一種抵抗，甚至於有一種無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的一種遊戲人生啦，好象既然我不得不這麼做的話，那我就這樣做，只要在政治正確是吧，我的才華事實上是無所謂啦，換句話說共產黨看重的並不是他的才華，而只是他在政治上有利用的價值。
金然：
那麼你認為像郭沫若這樣一個他只是一個特例呢還是說在他那個階層的文化名人中他只是一個縮影呢？
楊景端：
如果他是一個特例的話實際上還不能夠構成党文化現象。
其實這樣一個同樣的政策，在一批文化名人身上呢都有類似的反應，你譬如說老舍，老舍是非常有名的劇作家，當時在美國當教授，他寫的“四世同堂”到現在還是很受讀者的喜好，那麼他當時就是中共千方百計的把他請來，讓他做北京聯盟的主席，他也是非常熱心啊，請他回來啊給他很高的榮譽和地位啊，而且呢很尊敬他呀是吧，但是呢他必須要寫歌頌共產黨的東西，所以呢我記得當時一個有名的劇作叫龍鬚溝，你說把一個破溝、街道、把它搬上話劇舞臺，而且要歌頌新社會和舊社會，沒有一定的本事是做不到的，所以呢的確這點上啊共產黨是很厲害的，它就把老舍這樣的人啊，就把他爭取過來了，而且為它歌功頌德，所以他當時寫的這樣，包括他後來寫的茶館啊，從在一方面講它有很高的文學造詣在裏面，是吧有文化的功底在裏頭，但另一方面從本質上講呢，從政治上講呢它是為了歌頌共產黨的社會，而去批判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像老舍吧他在紅衛兵的屈辱之下投河自殺了，但他之前可不懷疑黨，他對黨的搞運動他也是沒意見，他在整個一批知識份子身上，他對党啊對領袖啊他都是不懷疑的，認為他們是正確的。其實呢我個人看啊，不管你一個甚麼樣的人再好的人，但是你一但放到共產黨的那個機制，你只有兩 條出路，要不你就變成它當中的一員，按照它的思想和它的機制來運作，你要不呢就是被它消滅掉，所以呢的確是如此，我覺得呢這個九評可以提供你一個很重要的視角分析中國的問題。』
---第五集 詩人的悲歌(內有視頻)
http://sa021246.pixnet.net/blog/post/33070687
『
《九評之一》指出：
「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分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被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
共產黨極端嚴厲的社會管制造成的後果之一是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識份子在肉體上消滅，把其他人編進各種各樣的「單位」之中。單位實際上是中共在城市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組織形式。知識份子喪失了不受政權控制的謀生方式和自由言論空間，無奈地淪為中共的附庸，在強大壓力下和走投無路中，他們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歌頌邪黨，來保全性命並且養家餬口。中國社會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中共政權利用民眾對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過文人的著作和言論間接向民眾灌輸黨文化，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建立並維持一個「偽知識份子」階層一方面使中共擺脫了「清議」和輿論的制約，另一方面使它能夠隨時隨地偽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會輿論」，為其邪惡統治辯護。
中共收編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們入黨並加入政權（政府、人大、政協），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家吳晗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把他們安置在民主黨派內；把他們安置在科學院（社科院）、大學或文史館等機構，或者安置在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文聯等部門。在文革中和妻子雙雙自殺的翻譯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後極少數不屬於任何「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之一。
為便於意識形態掌控，中共於五十年代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把很多學校的哲學系合併一處。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被徹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漸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校、社科院、大專院校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論證合法性。
經過組織收編、思想改造、暴力震懾、利益引誘、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萬敢言知識份子）等步驟，中共把所有知識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數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膽小懦弱的只好隨風倒，奸佞諂媚的便主動投懷送抱，充當邪黨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科學界、宗教界內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這些人平時裝模作樣，炮製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論證「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社會發展五階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學具有階級性」、「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充實黨文化的基本武庫。運動來了，這些人就如魚得水，用緊跟形勢向「黨」表忠心，用胡編亂造歌功惡黨、用斷章取義、深文羅織、無限上綱打擊中共的「敵人」，靠出賣人格從黨主子那裏討一點殘羹剩飯。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學者組成的寫作班子）、八九民運後的何新、鎮壓法輪功中的何祚庥、於光遠、潘家錚等人，皆屬此類。
邪黨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後有何祚庥。
被中共稱為「文化旗手」的風派文人郭沫若比變色龍還善於變化。中共讓他檢討他就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就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則立場不斷變化的中共讓郭沫若都覺得無所適從。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風向的變化，馬上檢討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為了諂媚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毛子」和「無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學的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就這樣一個科學痞子，成為中共打擊法輪功的主要「理論來源」。
正信、真理、和人類正統的道德體系都有穩定不變的特點。可以隨世俗權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稱為道德，不斷「與時俱進」的真理從來不曾有資格被稱為真理，對一個不斷變化的東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黨文人的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必然會破壞掉人們殘存的對人性和美德的最後一點信心，鼓勵人們拋棄一切道德準則，以中共的好惡為好惡，把維護中共政權的存在當作第一需要。
本書一二章已經對學術界、宗教界、科學界的黨文人做了相當的揭露，我們在本節將重點剖析文學領域的邪黨文人是怎麼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的。
廣義的文學包括各種文獻和著述，也包括狹義的文學作品。由於語言在人類文化系統裡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統文化對語言和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歷來非常重視。
中國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來源於至高無上的天道，因此說「文以載道」；文學可以提高道德、涵養性情，因此說「修辭立其誠」、「詩者持也，持人情志」。歷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學創作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莊重誠敬的心態，創作了大量的優秀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其實正是他們清靜高尚的內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為一個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對意識形態的重視，超越於往古來今一切政權之上。中共邪靈入侵之後，文學不幸淪為中共製造黨文化、灌輸黨文化的可恥工具。肯對中共俯首聽命的無行文人飛黃騰達，不願放棄自己人格尊嚴的作家詩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剝奪了寫作或發表的機會，只能在社會邊緣鬱鬱而終。
共產黨的文藝思想，由馬恩開其端，列寧承其緒，毛澤東總其成。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公開宣稱：共產黨「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這段殺氣騰騰的講話，拉開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黨文化、操控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序幕。從此，「政治標準第一，文學標準第二」，「文學為階級鬥爭服務」，「全黨辦文藝，全民辦文藝」，「主題先行」等等，成為中共禦用作家創作的指導原則。』
---摘自:
http://sa021246.pixnet.net/blog/post/3216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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