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9）

家庭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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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29日訊】

第七章 家庭篇

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上）

 

目錄

引言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2）延安的性開放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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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於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躥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於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裡，貞潔的兩性關係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係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慾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並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裡，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乾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於「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裡，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衝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於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薰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並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捨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餬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於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慾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係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有區別，並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麼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裡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後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於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後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後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 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讚頌為充分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並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醜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後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週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

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祕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後來著書立說成為「聖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後，人還可能為配偶而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於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採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他們採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於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並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於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後一種「嶄新」的純粹基於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於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麼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裡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於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繫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後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儘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詞彙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慾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於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後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藉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慾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柯倫泰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虛偽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裡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目前我們年輕人的道德觀念應該是這樣的」，知名共產主義者斯米多維奇在1925年3月21日的《共青團真理報》上撰文寫道：「每一個共青團員，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農速成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有權滿足性慾。這一觀念應該成為我們的信條。節制慾望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個年輕女共青團員、女工人或者工農速成學校的女生，她應當儘量滿足選中她的男人，否則，她就是資產階級的『市儈』，配不上共產主義者的稱號。」[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保羅‧坎格爾在《破壞家庭：從共產黨到進步主義，左派怎樣破壞我們的家庭和婚姻》一書中寫道：「離婚率如火箭一般躥升，在人類歷史上罕見。短時間內，似乎莫斯科的每個人都在離婚。」1926年，美國有影響力的《大西洋月刊》發表題為「蘇聯人為消滅婚姻奮鬥」的文章，報導當時蘇聯令人震驚的情況。[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分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蕩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氾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分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裡，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１）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裡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 ，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祕》，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里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祕》的作者貝蒂‧弗里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奧祕〉的出籠》。他的調查揭示弗里丹從大學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一直是激進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幾家由共產黨主導的工會組織喉舌報刊的專業記者，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並兩次申請加入美國共產黨，但美國共產黨沒有接受（因其黨外身分更能發揮作用）。她自己授權的傳記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諱言她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富於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續）#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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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Bradford Wilcox,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5, Spring 2018.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evolution-of-divorce.

[2]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A New Strategic Vision for All Ou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9:2 (July 1, 2006): 161-171. DOI:10.1080/15240650801935198.

[3] Victoria Cavaliere, 「Rhode Island school district bans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event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rhode-island-school-district-bans-father-daughter-mother-son-events-article-1.1162289#nt=byline.

[4] [德]恩格斯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

[5] Robert Owen, 「Oration Containing a 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 Public Hall, New Harmony, Indiana (July, 4, 1826), http://www.indiana.edu/~kdhist/H105-documents-web/week11/Owen1826.html.

[6]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Наталья Короткая，“Эрос революции: “Комсомолка, не будь мещанкой – помоги мужчине снять напряжение!” https://lady.tut.by/news/sex/319720.html?crnd=68249.

[12] Paul Kengor, Takedown: From Communists to Progressives, How the Left Has Sabotaged Family and Marriage (WND Books, 2015), 54.

[13]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7/4/9/n9018949.htm。

[15] 黃文治：〈「娜拉走後怎樣」：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1922～1932）〉《開放時代》，2013年第4期。

[16] 楊寧：〈八路軍為何大量購買治花柳病的藥品？〉，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賽報告學術造假的眾多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是萊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評價其工作說：「朱蒂‧萊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毀了兩個金賽報告的基礎。」（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erintuitive-trends-in-the-link-between-premarital-sex-and-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比如，從1946 到1952年，弗里丹擔任激進的聯合電器廣播和機械工會專業記者。歷史學家羅納德‧莎茨（Ronald Schatz）指該工會是美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組織（ “the largest Communist-lead institution of any kind in the United States”）。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133. 1942-43年，弗里丹是共青團員 （同上，93）。弗里丹第一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她在伯克利加大期間，見她的自傳：Betty Friedan, Life So Far: A Memoir (Simon & Schuster, 2000), 57-58。弗里丹第二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1944年，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93。函妮斯稱弗里丹大學時代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見Judith Hennesee, Betty Friedan: Her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26. 更多關於弗里丹的共產主義背景介紹，請參考：David Horowitz, “Betty Friedan’s Secret Communist Past,” Salon Magazine January 1999, http://www.writing.upenn.edu/~afilreis/50s/friedan-per-horowitz.html ；以及Joanne Boucher, “Betty Friedan and the Radical Past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Politics, vol. 9, no. 3, http://nova.wpunj.edu/newpolitics/issue35/boucher35.htm#n32.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29/n10435448.htm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10）

家庭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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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29日訊】

第七章 家庭篇

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下）

目錄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6）鼓吹變異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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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2）女權運動後果：破壞家庭、敗壞人倫、    混淆性別角色

今天，女權主義觀念已經深深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觀點項目的調查，現在大約有59%的女性支持女權主義觀點。當代女權主義的一個突出觀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別之外，沒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別。因此，男女在行為和性格上的差別完全是因為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從而男女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裡應該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都來自於社會和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

 

比如，大企業高管、頂尖大學的高級別學術職位、高級政治官員等職位中男性人數遠遠高於女性。女權主義就認為這主要是性別歧視造成的。事實上，公平的比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時間、工作態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性別差別。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這樣的高階職位往往要求長期高強度超時工作，犧牲週末甚至晚間的休息，正吃著飯接到一個電話就得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常出差離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斷職業生涯，而且更傾向於多花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不願意在這方面犧牲；另外升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較剛毅強勢的性格，這也和多數女性溫柔的性格特點相左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只有少數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權主義就認為都是社會強加給女人的觀念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反對女人應當性格溫婉，應當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觀念；認為政府應當提供嬰幼兒撫養教育的公共服務等等。

 

同時，當代女權主義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即只有把過錯都歸結到社會原因、傳統道德觀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確」。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探討關於在頂尖大學的科學和數學領域裡為什麼女性教授比例低於男性。他認為除了這些職位所要求的工作時間更有彈性（擠占家庭團聚時間），且往往需要每週工作80小時等這些原因造成的差別，應當進一步研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學和數學能力上的差別。他指出，研究早已證實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結果女權團體NOW發起對薩摩斯教授「性別歧視」的抗議，要求哈佛趕走校長。這位校長被媒體聲討，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保證會提供5千萬美元來鼓勵教職員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學》雜誌（Science）就發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存在顯著差別，男生更強。^[2]隨後一項研究發現，男生「數學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數學部分衡量數學推理能力，達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數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組追蹤發現，少年時期SAT表現為「數學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後在數學和相關的科學領域裡獲得了高學歷，並對自己的職業成就感到滿意。^[4]也就是說薩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可能導致更多天才男生長大後在數學相關領域裡獲得職業成就）確實是有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的。

 

早有媒體指出，薩摩斯事件中強制不同觀念「公開認錯」，和共產國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沒有真正弄清所謂「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勵「多元化」實際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數，達到結果平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一個詞『平等』：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結果均等，民主尋求的是機會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權主義背後隱藏的共產主義基因。^[5]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並不是試圖證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優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人為地抹平兩性之間的差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各盡所長。

 

如果說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別不那麼直觀的話，女權主義否認男女生理和體力上的差別就更匪夷所思了。在東西方的傳統理念中，男性承擔保護者的角色，消防員清一色為男性一直被視為正常。女權主義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要求女性同樣承擔傳統上男性的角色。這又帶來人們料想不到的後果。2005年紐約市消防局首度允許一名沒有通過體力測試達標的女性成為消防隊員。消防員必須背著氧氣罐和50磅重的裝備，經過一系列挑戰體力的測試。這位女性總是無法達標。儘管其他消防隊員指出未達標的隊員在團隊行動中免不了需要隊友為之犧牲和付出，並且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但是消防局最終還是決定同意錄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一場女權團體的訴訟。^[6]女權團體長期指責紐約消防局制定的體力標準要求過高造成女性消防隊員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類似的情況，被迫降低標準錄取更多女性。實際上，澳大利亞許多城市的消防部門早就實行了性別配額錄取，也即如果錄取50%的男申請者，那麼也要同比例錄取50%的女申請者為消防隊員──儘管男消防隊員體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這種無理性追求結果均等還帶來另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問題：女權團體馬上又抱怨女消防隊員面臨男隊友的霸凌──後者指責她們不夠格、不配當消防員，造成「精神壓力」。^[7]這給女權團體帶來了進一步鬥爭、爭取「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女權主義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在共產邪靈安排下，女權主義種種看似毫無理性的行為，其背後的主導思想實際是挑戰所謂父權社會（即傳統社會），從而顛覆傳統家庭，這一點和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傳統社會認定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男性作為保護者，承擔支撐家庭、支撐社會、保護女性和孩童的責任。而女權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種父權社會結構，認為男女一樣，這種父權社會造成了男性的優勢和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傳統騎士精神、紳士風度都被鄙視。按照女權主義理想，未來的社會將不允許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沒之前，男性主動把一切求生機會讓給女性的美德。

 

女權主義挑戰父權社會還表現在對孩童教育方面。女權主義推動的平權法修正案（ERA）在賓州通過後，針對賓州校際體育聯合會的一場訴訟的法庭裁決說，學校必須把學生包括在所有體育活動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論性別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別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課。^[8]

 

美國學者薩莫絲在《針對男孩子的戰爭》一書中舉了許多壓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紐約皇后區的紐約飛行學校。該校招收的都是當地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把孩子們培養成優秀學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把該校列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學校為孩子們提供各種動手製作電動、機械飛行器的機會，不難理解，入學的男孩占絕大多數。女孩在學校中比例較小，但也表現不俗，並得到充分尊重。該學校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面臨女權團體的指責和法律訴訟威脅，要求必須提高入學女生的比例。^[9]女權團體全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創辦人2010年在白宮發言中專門把紐約飛行學校列為「性別隔離」的例子，聲稱「在我們獲得絕對的平等之前，我們絕不能在花環上躺著休息，我們的路還很長」。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從小培養男孩具有男子漢精神，鼓勵他們有獨立、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鼓勵女孩溫柔體貼、照顧家庭，都是造成將來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壓迫和歧視女性的根源。

 

實際上女權主義的極端做法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社會朝著無性別的方向發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別心理特徵，這將影響年輕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可以預見，更多的人群將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趨勢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家長：「媽媽，我生在一個（性別）錯誤的身體中。」到2017年，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約2000例有類似問題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當然這也是女權主義背後的共產基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盡一切辦法摧毀傳統的家庭道德觀念，造成家庭崩潰和解體。

 

在傳統文化中，神（天）賦予女人生養、教育孩子的責任，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偉大的英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而女權主義主張，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人們期望女人養育自己的孩子，認為家庭婦女和母親的責任是「沒完沒了、枯燥無聊、毫無回報」的。有人做了小統計，發現知名女權主義者幾乎都是婚姻破碎、終身未嫁或者即使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人，感嘆她們當然無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視為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養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長中獲得母性的自然滿足感。

 

今天，女權主義派生了形形色色的變異思潮，比如有的主張「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有的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當代女權主義毫不隱瞞其破壞傳統家庭的目的。在當代女權運動領袖中這樣的主張並不鮮見：「結束婚姻體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條件」^[11]；「不應當允許服務於家庭並計劃成為家庭主婦成為（婦女的）選項」^[12]；「不消滅婚姻就無法消滅男女不平等」。^[13]

 

女權運動以「解放」的名義「解決」人類道德敗壞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從而變異人的觀念，加劇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學者修麗特指出，當代女權主義是造成大量單親媽媽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權運動曾極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實際卻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對社會危機的避風港，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摧毀家庭。^[14]

 

和女權主義主張相反的是，離婚並沒有為女性帶來她們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離婚後陷入貧困的比率高達27%（是男性的3倍）。^[15]這也不奇怪，邪靈並不在乎女性「權利」，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同性戀權利運動從其發端就和共產主義的大力推動分不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同性戀為人的「自由」選擇。共產主義聲稱要把人類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戀「權利」，都屬於人類應該獲得的自由。在「性愛自由」運動中，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時鼓吹同性戀「權利」。

 

19世紀90年代幾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軍人物發起了世界上首次有聲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性學研究者賀西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們從理論上論述同性戀行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賀西菲爾德創立了科學人權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LGBT）權利組織。他們1897年發起了一場為同性戀行為辯護的運動。1895年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而被指控。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唯一支持王爾德同性戀「權利」、為其辯護的團體。社會民主黨領袖愛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廢除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法律。

 

最引人註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節所述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性解放」。這場運動中，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關係的法律被廢除，蘇俄當時被鼓吹同性戀運動者認為是世界上同性性關係方面「最開明」的國家。

 

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憲法，是在南非國大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當權之後通過的。國大黨為社會黨國際（原第二國際分支）成員，屬於社會主義政黨。支持「同性戀」權利是其一貫政策。

 

當代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是德國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賀西菲爾德創立的科學人權委員會啟發，而於1924年在芝加哥創建的人權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該組織成立幾個月後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員而解散。1950年，美國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麥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該組織由美國共產黨員哈利‧海依（Harry Hay）發起，成立於海依在洛杉磯的家中。該組織隨後擴展到其它地區，並出版刊物。

 

1957年，動物學家胡克（Everlyn Hooker）發表研究報告，通過心理測試，提出同性戀者心理狀態和普通人無差別。這項研究結果後來成為證明同性戀行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學依據」。一位麥塔辛協會成員與胡克密切交往，並說服她通過研究支持同性戀，促成了這項研究。研究對象並非隨機選取，而是都來自麥塔辛協會成員。這一點成為其研究遭批評的原因之一。^[16]

 

20世紀60年代，隨著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對人們傳統觀念的衝擊，同性戀權利運動逐漸公開化。1971年，女權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為第一個支持同性戀（LGBT）權利的大組織。

 

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以胡克的研究報告為最主要的支持論據，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視作心理疾病。學會為此表決時，有39%的人反對此舉。換言之，這項決議本身遠非如一般人認為的出自科學界的一致認同。

 

胡克及其後續研究者選用了所謂的「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結果，作為衡量同性戀者心理狀態的標準──通俗地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適應社會，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羅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醫學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選定的這個「適應性」標準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種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作為衡量標準，會誤判他們屬於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種心理異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強烈的願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個健康肢體（比如一條腿）。如同某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長了錯誤的性器官，這種xenomelia患者也強烈相信某個肢體不屬於自己。這種病人完全能夠適應社會，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他們甚至一旦實施肢體截除手術後，就能從中獲得快感，並認為「生活質量得到改善」。^[17]

 

金尼還列舉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種心理異常患者喜歡吃塑料，並從中得到滿足感；另一些患者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強烈慾望（但不是自殺）等等。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多數人甚至有大學以上學歷，然而這卻屬於心理學界公認的心理異常。金尼更指出，事實上選定「適應性」標準來判斷心理異常，是邏輯上的循環論證。^[18]

 

許多研究證實同性戀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殺、吸毒的比率都顯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國家（如丹麥）也是如此。^[20]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紀90年代艾滋病治療出現突破進展之前，同性戀人群平均壽命甚至比總人口平均壽命低8~20年。^[22]這些事實也說明同性戀並不像人們鼓吹的那麼「正常」。

 

隨著同性戀權利運動聲勢浩大，「歧視同性戀」（homophobia）成為一個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正確」帽子，堅持同性戀屬於精神疾病這一觀點的專家被邊緣化。而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同性戀者取得心理學、精神病學專業學位，成為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專家」。

 

如今被廣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戀行為「正常」的「科學報告」，是2009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指定一個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綜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該工作小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內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因此從科學角度說，工作小組的立場並非中立。已故的全國同性戀研究和治療學會主席約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當時申請加入小組工作的還有非常有資格的專家，但他們屬於學術上支持用治療方法矯正同性戀行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絕參與。^[23]前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開譴責學會內政治壓倒科學，鼓吹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極端自由派操縱了學會。^[24]

 

如今，被同性戀心理「專家」以及同性戀運動推崇的「適應性」標準，也被美國精神病學會廣泛用來衡量其它性心理異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治療手冊，衡量戀童癖精神異常的標準是：如果一個成年人見到兒童就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慾望或性幻想，但是沒有實施這樣的行為，如果本人對這種心理狀態沒有心理障礙，內心不感到愧疚、可恥以及有精神壓力，這就屬於「正常」的戀童癖性傾向，不算作戀童癖心理異常。相反，如果患者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內心糾結、有羞恥感和心理壓力，則被視作戀童癖心理異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所謂人類心理診斷標準，完全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人對敗壞行為有正常的羞恥感和道德內疚感被視作有心理疾病，卻把變異和敗壞當作正常。既然這個「適應性」標準，已經使同性戀行為和「婚姻」合法，那麼魔鬼的下一步，推動戀童癖行為合法化，並不遙遠。

 

美國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大衛‧托斯塔（David Thorstad）創辦了北美戀童癖組織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開戀童癖倡導者，同時也是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鋒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產主義同路人、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另一個主要戀童癖組織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則由德國共產主義者、「性解放」鼻祖賴希的弟子於1971年在美國加州創辦。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進一步，按照當今心理學的「適應性」標準，家庭成員之間亂倫、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所鼓吹的各種變態「性自由」，包括群婚、獸交，也都可視作「正常性心理狀態」。神給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家庭，已經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婦」，那麼下一步亂倫者，或者人和獸組成的「家庭」都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於沒有道德標準的獸，正是魔鬼毀滅人類的手段！

 

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女權主義交織在一起，徹底顛覆了傳統性道德和家庭觀念，背叛了神給人設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不歧視同性戀原本出自於一種無知的但善良的願望，但是魔鬼卻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騙人達成毀人的目的，這是因為人忘記了神的教誨。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規定了人的道德規範，人如果背叛神，聽從魔鬼放縱慾望、變異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拋棄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規範，那麼最終的可怕結局就是被神拋棄，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於誤入歧途奔向懸崖的人，對其鼓勵說「我們尊重你的選擇」，這也許出自善心，但結果卻是將對方推向更危險的境地。真正的善良，應該是告訴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於覆滅──即使會被不理解和責難。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1969年之前，美國各州離婚法都基於宗教傳統，要求必須以當事人或另一方的過錯為提出離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傳統，婚姻是神所設定的，穩定的家庭有益於夫妻雙方、孩子以及整個社會。因此，教會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確保婚姻不會在無充足理由的情況下解體。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領導的反傳統潮流強烈腐蝕了傳統婚姻觀念，其中以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禍最甚。

 

自由主義者否認婚姻的神聖性，把婚姻簡單化為雙方自願的世俗合同。女權主義則主張傳統家庭是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工具，對於在「壓迫」之下感到沮喪、失望的或愛冒險探奇的婦女來說，離婚提供了合法逃脫婚姻的藉口。這些「合同自由」和「反壓迫」的觀點給無過錯離婚法案鋪平了道路，從此只要夫妻一方單方面宣稱婚姻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個婚姻。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由於離婚造成的家庭解體首次超過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告終。

 

離婚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長久而深遠。邁克爾‧里根（Michael Reagan，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養子）這樣描述父母的離婚：「離婚是兩個成年人剝奪一個孩子有意義的一切：孩子從此沒有了家、沒有了原來的溫馨家人、沒有了原來的安全感，被剝奪了那種被愛和被保護的幸福。大人們把孩子的一切摧毀、砸碎在地上然後走出門，留下孩子獨自去收拾這一團糟……」^[25]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26]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在1965年的美國5%的孩子由未婚媽媽生育。^[27]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生活在同一個家裡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而2010年代未婚媽媽占生育率的40%。^[28]從1965年到2012年，美國單親家庭猛增1000萬，從330萬躥升至1千3百萬。^[29]雖然有些爸爸留下來同居或甚至結婚，但這些單身媽媽所生的子女大多數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父親給孩子帶來與母親互補而不同的角色。父親給了男孩一個示範，讓男孩懂得怎樣成為男子漢，讓女孩感受到女性應得到的尊重。

 

父親不在身邊對於孩子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父親角色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學、輟學（比率高達71%）、過早性生活、淫亂、少女懷孕、參與幫派、犯罪入獄（85%的入獄少年家庭中沒有父親）、吸毒、流浪（90%離家流浪的孩子沒有父親）、有性虐待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總結青少年脫貧的三大要訣：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三是在21歲之前不要結婚和生孩子。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這三條去做的，只有2%的還處於貧困狀態，75%的都變成了中產階級。^[31]換句話說，教育、就業、避免過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進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徑。

 

現在的情況是，單身媽媽不得不依賴政府福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以翔實的統計數據顯示，正是女權主義所大力推動的福利政策鼓勵更多單親媽媽，甚至「懲罰」她們結婚組織家庭（結婚後獲取的福利比兩人同居要少，而交稅更多），讓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著幫助貧困家庭旗號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單親家庭不斷增多，而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貧困，會更加依賴福利。^[32]這個怪圈正迎合了邪靈想要的另一個目標：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變異文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2000年，在25至34歲的人群中，已婚與從未結婚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5%和34%。而到了2015年，兩者的比例幾乎掉了個個兒，變為40%和53%。美國年輕人很快就對婚姻敬而遠之了。原因很簡單：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輕人為何要結婚？^[33]

 

在變異觀念的驅使下，如今隨意勾搭（hook-up）成為時髦的生活方式──性行為甚至和感情無關，當然更沒有承諾和責任。最可怕的是，變異的文化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在多種性別身分中做選擇：臉書網現在提供了近60種不同的性別身分供用戶選擇。如果年輕人都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他們如何看待婚姻？邪靈從法律到社會觀念重新定義了神設立的婚姻。

 

同性戀以及各種敗壞的性行為在英文中本來是用「sodomy」描述，這個來自於《聖經》中的詞原本是指因神憤怒而被毀滅的性亂城市所多瑪。這個詞語的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警戒，那就是人類背離神的教誨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同性戀權利運動極力廢除使用這個詞語，改用原本表示快樂的詞「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姦」原為對墮落性行為表鄙視的用詞，但如今變成無關痛癢的「婚外性行為」、「同居」，霍桑的《紅字》中紅杏出牆的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著頭領取福利；「貞操」本來是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為「束縛自由」的可笑觀念。

 

在「政治正確」的話語暴政之下，同性戀、性道德的是非對錯是不能觸及的話題，人們唯一的選項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所謂「自由選擇」。這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在學校教育中也是如此，這逐漸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完全和傳統道德脫離，致使人們對墮落行為毫無察覺。讓人把變異和敗壞當成正常，使放縱慾望的人完全沒有道德壓力，是魔鬼毀人的隱性手法。

 

如今50歲以下的西方人，幾乎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社會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文化：那時候每個孩子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起生活成長是那麼自然，那時候Gay這個詞表示快樂，那時候潔白的婚紗代表著新娘的貞潔，那時候電視廣播和大眾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鏡頭和語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徹底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毛時代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今已經輾轉進入西方，成為女權主義的一個時髦口號：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極權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和西方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實質都是結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攻擊性武器是「性別歧視」；在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義」（來自「男性沙文主義」）。

 

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點：

西方女權主義的「男女平等」，要求通過配額補償、經濟補償、降低標準等等措施達到結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能幹，不能降低標準，甚至女人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被吹捧為「女英雄」、「三八紅旗手」。

上世紀60、70年代的宣傳畫中，女性多為渾圓健壯有力的形象，毛澤東鼓吹「不愛紅妝愛武裝」。女人開礦採石、伐木煉鋼、衝鋒陷陣，無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姑娘也能學會殺豬》，宣揚一位18歲的屠宰場女徒工，通過學習毛思想而大膽殺豬，因此名噪一時：「不敢殺豬，哪敢殺敵人……」

儘管中國的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權主義詬病之處：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從來沒有女性成員。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權利要求最終會發展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權利訴求，尤其是選舉權的訴求，從而威脅其極權統治。出於類似的擔心，中共政府也不公開鼓吹同性戀權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戀確實是魔鬼毀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對同性戀採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同時利用管控媒體和大眾文化等方式，默認慫恿同性戀人群發展擴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華精神科學會診斷手冊不再把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同性戀」一詞在媒體中悄悄被替換為共產社會中更正面的詞語：「同志」；2009年，中共默認中國大陸地區舉辦第一個同性戀「自豪活動」：上海驕傲週。

 

魔鬼雖然在東西方採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毀傳統家庭中女性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制女性丟掉溫婉柔順的特點，使家庭失去傳統剛柔相濟的和諧，廢除傳統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壞傳統價值最有效的方式是從破壞人倫開始。

在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黨定為階級敵人的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往往還主動和家人「斷絕關係」。甚至連不堪迫害、甘冒「自絕於人民」罪名而自殺的人，也要想盡辦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關係，以免他們受到牽連。

比如文革中文藝理論家葉以群自殺時，給家人的遺書裡寫道：「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34]

 

中共當代發動的最大政治迫害──對法輪功信仰群體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脅迫家人對法輪功信仰者進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為了讓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中共的一個手段是對其家庭成員採取行政、經濟處罰或政治恫嚇，脅迫或誘騙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哭勸、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轉嫁為親情矛盾：「都是因為你不妥協造成家人被牽連」；甚至直接要求他們「勸說」親人：「你不放棄信仰，我只能離婚或者斷絕父子（母子）關係（以避免被中共處罰）」，如此等等，在這場迫害中直接、間接造成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在西方女權主義成功贏得墮胎合法化不久，共產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強制墮胎「義務」。這一方面是強迫直接殺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

 

中共遵循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生孩子和煉鋼、產糧一樣都屬於物質生產，那麼計劃經濟自然也可以擴展到計劃生育。毛澤東認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35]

 

中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高額罰款、抄家、扒房、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計生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即將臨產的婦女被強迫墮胎也屢見不鮮。

 

據《中國衛生年鑒》的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至少有2.7億人次，即2.7億胎兒被中共殺死。

 

「一胎化」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這將引發如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各類嚴重的潛在問題。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馬克思等共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鼓吹摧毀家庭的邏輯，是建立在片面放大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通姦、賣淫、私生子等等醜惡行為（儘管這也是他自己樂在其中的行為）的基礎上。在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著道德滑坡逐漸出現的背叛婚姻的行為，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神的教誨，踐踏了婚姻的神聖性。共產主義者因此導出女人應該違背婚姻的神聖誓約，追求自己的所謂「個人幸福」，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遠，如飲鴆止渴。共產主義邪靈給出的「藥方」不過是把人類道德普遍拉下地獄，使本來是人人譴責、見不得人的行為變成司空見慣的常態，達到人人「平等」，一同墜向覆滅的深淵。

 

共產邪靈引誘人類相信罪惡不在人的墮落，而在社會；讓人從反叛傳統中尋找出路，離神更遠。邪靈鼓吹的女權、同性戀、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麗辭藻，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的尊嚴被貶損，男性的責任被丟棄，家庭的神聖被踐踏，兩性的道德被變異，孩子的未來被摧毀，最後獰笑的卻是魔鬼。#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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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C. P. Benbow and J. C. Stanley,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man-to-become-ny-firefighter-despite-failing-cru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feed/these-female-firefighters-don-t-want-a-g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k/873072/Teenage-gender-realignment-schoolchildren-sex-change-nhs-tavi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4/the-d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the-mother-of-the-homosexual-movement-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ollection/2015/6/11/who-were-the-apa-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former-president-of-apa-says-organization-controlled-by-g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3a6e738b-305b-4553-b03b-3c71382f102c/love-marriage-and-the-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ree-simple-rules-poor-teens-should-follow-to-join-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 婚姻怎不衰落〉，華爾街日報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34] 葉舟：〈葉以群的最後十年〉，《文匯月刊》，1989年第12期。

^[35] 逄先知、金冲及：《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30/n10440961.htm